唐代，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绘画体系的构成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绘画的门类科别有了科学的划分，从而构成了完善的中国画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又是一个画家辈出、文艺鼎盛的时期，各类题材都出现了技艺超拔的画坛巨擘，如擅画道释人物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画山水的王维和李思训、画花鸟的薛稷、画牛的韩滉和戴嵩等，皆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为后世所尊崇的一代宗师。

　　在唐代牛马画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绘画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经常能见到的动物是最难画的。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一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曰：犬马最难。孰者易?曰：鬼魅最易。”盖由于犬马为人所常见，故难图，而鬼魅无形而故易写。唐代牛马画成为独立画科，足以说明其时绘画技法已经达到并超越了追求形似的阶段，向着表现物象的内在情状以达形神兼备的境界发展了。韩滉就是这一时期以画牛闻名，并为牛马画题材的创作做出巨大贡献的画家之一。

　　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参与平定藩镇叛乱，贞元初年官至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他自幼聪明，精勤不懈，于文艺诸方面皆有所好，尤其在公务之余，雅好丹青书画，兼通音律，善鼓琴。好《易》及《春秋》，尝著《春秋通例》《天文序仪》各一卷。他认为书画非急务，因此深自隐晦，秘不传人。其书画格调高逸，时称“在僧繇、子云之上”。其画宗法南朝画家陆探微，书法师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张旭。韩滉特别擅长人物、畜兽画，“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议者谓驴、牛目前之畜，状最难图也，唯晋公于此二之能绝其妙”。

　　今存世作品中，一件传为其所作的《文苑图》，现尚存争议，但普遍认为是五代周文矩的作品。而唯一一件确信为韩滉亲笔的就是这幅《五牛图》了。

　　此图为麻纸本设色画，五头各具姿态的牛并立于画面上，构成了一幅长卷。画面上除了第一、二头牛间有一从竹棘外，别无衬景。画面看似呆板，但作者通过五头牛各自不同的姿态以及丰富的色彩变化，使画面上的五头牛既是单一的个体，相互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极具特色。五头牛不仅毛色不同，而且五头牛的牛角亦无重复。五头牛虽是平行排列于画面上，但它们昂首、低头、回眸左右顾盼之间，使画面于呆板中见变化，遥相呼应;在构图上，中间作正向的青牛自然形成中心，呈左右对称式布局，使五头牛相互紧密联系，呈缺一不可之势。在色彩上，作者以青色牛居于中央，其他四牛则以黄色调为主，但颜色的深浅却富于变化，并且不仅限于平涂，而是越往腹部越浅，使牛体颇具立体感。牛的身体部分用笔粗放，线条富于变化且极具表现力，生动地刻画出老公牛粗糙的皮质;而牛的头尾眉眼等部位，则用极细的笔法加以描绘，生动传神。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一中云：“画畜兽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圆，毛骨隐起，仍分诸物所禀动之性。”图中所绘五牛皆为北方黄牛一系，《梦幻居画学简明》中称：“南方多水牛，北方多黄牛、乌牛。黄乌二种卑小，角短，颈扁，下颌无肉，软皮下垂如旗。”从图中所绘牛来看无不合矩，可见作者对牛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观察得何等细致，并且形之于笔墨，使之跃然纸上，成为千古巨迹。此图是目前所知存世纸绢画中最早的专门表现牛题材的作品。

　　关于《五牛图》的创作思想，历来说法不一。最早的解释者是元代的赵孟頫，他在图后的题跋中认为韩氏此图意在效梁朝陶弘景画牛寓意的故事。陶弘景是齐梁间著名道士。他虽修道于山中，但并未忘情世间，多次替萧衍出谋划策。萧衍立国为梁后，多次召他出山。陶弘景都坚辞不就，并且画了两头牛，“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见《南史》卷七十六)虽然《五牛图》中的最后一牛是以红绳络头为饰，略似用陶弘景故事，但综观韩氏一生为官从无退隐之意的生活轨迹来看，似乎又与此无关。他作此图是否寓意于此，笔者以为非也。虽然韩滉生活在道教十分盛行的唐代中期，但从史籍中丝毫也未反映出他信奉道教。而陶弘景则是在唐代道教兴盛时期享有很高声誉的一位重要人物，因此韩氏此图的创意应不在此。

　　另一种解释出自清高宗弘历，他在图上的题诗中写道：“一牛络首四牛间，弘景高情想象间;舐龁讵唯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弘历认为此图的创作主旨并非意在陶弘景之事，而是意在表现汉代贤臣丙吉关心民间疾苦，路见牛喘而致问的典故。弘历的这种解释有其所处立场、地位的关系。弘历身为帝王，所需要的是治国的贤良，而不是隐居出世的修行者，因而自然的就想到了丙吉问喘这一古代贤臣关心民事、一心为国的典故，故而作此解释。实际上这种解释应该说也只是观画者的又一种不同看法。故而以丙吉问喘来解释《五牛图》似乎亦有欠妥之处。

　　那么韩滉创作此图的寓意何在呢?笔者认为，此图乃是韩滉以五头牛来比喻其家兄弟五人，而且，图中最后一头牛很可能就是作者自况。据记载，韩滉之父韩休共有七子，曰恰、洪、法、浩、浑、滉、洄。韩滉兄弟七人，五人历安史之乱而三人丧生。其兄韩法后来之事，虽然史书失载，但其或致仕归老或卒于任上，都已脱却官事，不复为官，唯韩滉一人尚在为国家出力。而图中前四牛皆做散逸之状，只有最后一头神情似很庄重，并且头上画有极精致的红络头。此处似乎是借用了陶弘景画牛明志典故的一部分，表明这仍是一头尚在出力的牛。韩滉创作此图即是以牛的忠诚品行来暗喻自家兄弟五人对国家之忠心，其他四人皆已做闲云野鹤，故而皆做闲逸之状。

　　古人以马象天，牛象地，同时也认为天为君，地为臣，而这些理论皆是从《易经》中衍化而出。据记载，韩滉对易学有较深的研究，并著有《天文序议》一卷，因而可以说韩滉画牛并不仅仅是描绘表面物象，而是包含着较深的古代哲学原理在其中。韩滉画牛以喻自己兄弟为国为君，以任重而顺的牛的品性来表达自我的内心情感，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上述解释能够成立，那么此图则大致可以确定为韩滉晚年所作，至于具体的创作时间就很难确定了。

　　《五牛图》这一古代绘画艺术珍品历千余年沉浮而仍存于世，不能不说是艺林幸事。此图唐朝末年不知存于何处，至北宋徽宗时曾一度进入内府，据明汪砢玉《珊瑚网》记载，此图明时尚有徽宗题签，但现已不存，估计为人割去移作它用。但在《宣和画谱》中亦未见著录有此图。南宋末年归宗人赵伯昂所有，赵孟頫尝于鲜于枢家中见到此图，并索得，品题再三，称此图“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后转入元内府太子书房，太子复以此图赐唐古台平章，又辗转归海虞邹君玉，有元末孔克表题为证。明时归收藏家项元汴所有，清初归宋荦所有，乾隆时期入藏内府，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卷后有董邦达、汪由敦、裘曰修、钱维城等内臣题诗多段。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古物无数，而此图遭此劫难，被英人掠至香港拍卖，为汇丰银行买办吴衡孙购得。吴氏后来濒临破产，遂欲将此图拍卖。时值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亲自指示不惜重金将这件稀世之珍抢救回国，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终于使这件千年瑰宝在祖国的土地上重又焕发出耀眼的光彩。